斯特拉斯堡市，隸屬于阿爾薩斯大區，位于德國和法國邊境。

    這里的歷史變遷很復雜，它原本屬于神圣羅馬帝國，后來并入法國，接著又被德國占有，一戰后又被法國搶回來。

    記性好的朋友，應該還對中學歷史課本中的凡爾賽合約有印象，其中一個條款就是：德國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割讓給法國。

    呂西安·費弗爾，此時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當教授。

    他最近正在籌備創辦一本雜志，叫做《經濟社會史年鑒》。我們以未來者的視角來看，這份雜志開創了年鑒學派，改變了世界史學界的面貌，為現代史學的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好吧，說起來很牛逼，但此時的呂西安·費弗爾還屬于“非主流”。

    二十世紀2o年代的歐洲史學界，主流派別為“新史學”實證主義史學。

    這種史學流派興起于19世紀后期，當時自然科學爆式進步，科學家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重要成果。整個西方社會，都陷入對科學的無限崇拜當中，史學家們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議把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通過各種心理分析，以及對事物之間有機聯系的關注，用來揭示隱藏在歷史活動背后的規律。

    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把所有歷史都分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三大要素。史學家們利用自然科學思維，總結出一套“科學公式”，研究歷史的時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實證主義史學思想有其先進性，促使傳統史料去偽存真，讓歷史研究更加嚴謹。但局限性同樣很大，史學家們這么搞下去，導致史學朝著自然科學靠攏，忽視了歷史研究的獨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整個歐洲的思想界、史學界、文學界，都充斥著頹廢、迷茫和反叛，從而醞釀出多種多樣的新流派。

    質疑實證主義史學的聲音越來越大，但暫時還無法將它推翻，呂西安·費弗爾就是反對者中的積極分子。

    “雜志稿件還沒收齊嗎？”馬克·布洛赫走進辦公室問。

    呂西安·費弗爾笑道：“還有一份在郵寄途中，可能最近幾天就能收到。”

    馬克·布洛赫苦惱地說：“我前后聯系了五家出版社和行商，沒人愿意幫忙行我們的雜志。”

    “很正常，”呂西安·費弗爾比喻道，“實證主義史學是風車，我們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難得到主流群體的重視。”

    “那怎么辦？”馬克·布洛赫問。

    呂西安·費弗爾說：“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過交道，或許他能幫忙行雜志。”

    等到周末，兩人把雜志創刊號的內容編好，拿著粗糙印刷的樣刊結伴前往巴黎。

    ……

    2o世紀2o年代，被西方世界稱為“瘋狂的2o年代”。

    特別是法國這邊，一戰的糟糕狀況已經結束，經濟在2o年代全面復蘇，呈現出耀眼的繁榮景象。

    但戰爭帶來的心靈創傷，卻刻在每個人骨子里。于是有錢人盡情享樂，頗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藝術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們，則各種反叛傳統，創造出亂七八糟的新流派。

    窮人們也顧不上鬧革命，雖然他們過得比以前還困難，但劫后余生讓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o年代末期，社會經濟的全面復蘇，也讓底層人民稍稍有了點希望。

    這似乎是一個盛世！

    呂西安·費弗爾與馬克·布洛赫兩人，行走在巴黎街頭，看著那車水馬龍的繁榮景象，心情變得好了許多。

    由于阿歇特出版社在巴黎西郊，時間太晚趕不上，他們干脆在旅店住下。

    此刻已是半下午，費弗爾閑得無聊，于是提議去逛書店，布洛赫欣然同意。

    跟美國那邊情況一樣，2o年代的法國出版業也正處于繁榮時期，每年出版的圖書數量接近2萬種。

    由于是周末，逛書店的人特別多。

    費弗爾直奔文史類的書架，剛剛走近，便看到一整排新書：《大國崛起》、《槍炮、細菌與鋼鐵》、《菊與刀》、《神女》、《狗官》。

    整整五部，除了武俠小說外，周赫煊的作品幾乎全在這里。

    法國佬玩得夠嗨啊，完全不怕賣不掉！

    費弗爾對周赫煊印象深刻，他還把《大國崛起》的部分殘篇，鄭重推薦給自己的學生讀過。

    一看到書脊上的作者名，費佛爾立即驚喜地取下。

    只見《大國崛起》的扉頁上，有一篇《費加羅報》記者勒戈夫寫的作者簡介，甚至還配有周赫煊的半身照：周赫煊，中國人，1898年出生。童年時期流落東南亞，跟隨美國傳教士學習英文。少年時浪跡美國，在多所大學旁聽。1916—1926年間，環游世界，出入各國圖書館、檔案館搜尋資料。現為中國高等學府北大的校長，以其卓越的史學和文學才華名震遠東地區。

    “噢，上帝！他居然才歲，真是太年輕了。”費弗爾不由驚嘆道。

    “怎么了？”布洛赫走過來問。

    費弗爾指著書架上那一排作品，笑道：“中國周的著作。”

    “寫《大國崛起》那個中國周？”布洛赫驚喜地說。

    《大國崛起》的殘篇早已流傳歐洲，研究歷史的學者或多或少都聽說過。而這本書里表達出的治史觀點，正好和費弗爾、布洛赫不謀而合。

    兩人開創的年鑒學派，主張融合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各種科學，將這些糅匯在一起研究歷史。

    這不正是《大國崛起》的敘史方法嗎？

    所以在幾十年后，世界史學界普遍認為，在費弗爾和布洛赫開創年鑒學派之前，年鑒學派就已經有大成之作，即《大國崛起》。

    也因此，周赫煊被稱為“年鑒學派先驅”、“年鑒學派奠基人”。

    但也有不同的觀點，許多歷史學家就認為，《大國崛起》并非年鑒學派著作，而是成熟的現代史學著作，那是完全越時代的作品。

    費弗爾和布洛赫只隨便翻了幾頁，就各自抱著一套周赫煊作品去結賬。

    費弗爾甚至決定修改雜志創刊號內容，加入一篇《大國崛起》的評論文章。他們創辦雜志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推翻當下流行的實證主義史學，而周赫煊的《大國崛起》屬于最強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