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校長好！”

    “周先生好！”

    師生們紛紛問候，不過目光大都落在周赫煊身上，反倒是做為校長的劉湘沒多少人關注。

    劉湘介紹說：“這是呂子方呂先生，重慶大學的教務處長。”

    “呂先生你好！”周赫煊伸手笑道。

    呂子方連忙握手問候：“早就仰慕周先生大名，今天難得有幸一見。”

    呂子方身材瘦弱，帶著圓框眼鏡，標準的民國知識分子形象。他是沙坪壩人，也是重慶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幾年后重慶大學從菜園壩遷往沙坪壩，跟呂子方有很大的關系。

    呂子方是個全才，死后留下遺作30多種，涉及天文、歷法、力學、聲學、氣象、地震、數(shù)學、考古、醫(yī)學、生物等諸多學科，被世界科技史權威李約瑟譽為“對中國科技史研究有真知灼見的學者”。

    劉湘又介紹道：“這位是重慶大學留法勤工學院院長汪云松先生。”

    “汪院長你好！”

    “周先生你好！”

    汪云松年紀比較大，已經(jīng)50多歲了，他曾多次組織四川學子留法勤工儉學，其中就包括有鄧公、陳帥和聶帥。

    用陳帥的原話來說，汪云松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三位副總理，這真的是一位傳奇人物。

    劉湘介紹的第三位叫吳芳吉，江津人士，雅號“白屋詩人”。

    此君是個神童，三歲時便能背誦《詩經(jīng)》中的《周南》、《召南》等篇。其父經(jīng)商破產(chǎn)后，全家搬到貧民區(qū)，因為鄰居販毒聚賭，他父親便用木牌寫“白屋”掛在墻上，以示清白傳家，吳芳吉遂自號“白屋吳生”。

    吳芳吉年僅10歲時，其父因商務糾紛下獄，他自作訟狀為父申冤，居然成功將父親解救出來，一時間在重慶傳為美談。

    關于吳芳吉的奇聞異事還有很多，他讀清華留美預備校（清華大學前身）時，因抗議洋人教師侮辱學生而被開除，幸得吳宓等人資助才有錢離校回家。在回鄉(xiāng)途中，吳芳吉又遇到戰(zhàn)亂，因路費用盡，只得步行乞討，耗時五個多月、繞行三千多里才回到重慶，途中作詩七十余首、日記數(shù)萬言。

    “三日不書民疾苦，文章辜負蒼生多”。

    這就是吳芳吉的詩，其作品以古詩詞居多，常常描寫民間疾苦，但也有些半文半白的“新詩”。

    而且這位先生喜歡寫長詩，成名作《婉容詞》只是牛刀小試，他歌頌十九路軍抗日的《巴人歌》足足1500字，頗有些抗戰(zhàn)《長恨歌》的意味。

    “周先生，雨僧（吳宓）兄在信中多次提到你，你的鼎鼎大名，把我耳朵都聽起繭子了。”吳芳吉開玩笑道。

    吳芳吉和吳宓是清華同學，兩人交情頗深，長年保持著通信聯(lián)絡。

    周赫煊抱拳說：“雨僧先生也常常稱贊吳先生的詩作，我對先生慕名已久。”

    劉湘又介紹了幾位，都是些在川內(nèi)頗有名望的文化人士。

    周赫煊遂向重慶大學捐贈了十套《全球通史》、十套《大國崛起》和十套 和十套《菊與刀》，并在劉湘等人的陪同下，參觀重慶大學的圖書館和教室，還觀看了重慶大學校隊的足球比賽。

    下午四點半，周赫煊便站在操場禮臺上做演講，他看著眾多師生學子說：“前兩天，我見到了盧作孚先生，跟他聊了一些關于日本的事，我們都非常憂心。盧先生去年到東北考察，寫了一本《東北游記》，里面記載著一些他親眼目睹的狀況。他發(fā)現(xiàn)，大連已經(jīng)成了日本人的大連，碼頭、學校、商店、工廠、鐵路……到處都被日本人霸占，而且經(jīng)營得井井有條，擴張速度非常快。盧先生還觀看了日本人建造的滿蒙資源館，但凡東北所產(chǎn)的動植物，統(tǒng)統(tǒng)被日本人搜集陳列制成標本，各種物產(chǎn)的出產(chǎn)數(shù)量被調(diào)查得清清楚楚，甚至還列表統(tǒng)計，附有詳細的圖文說明。”

    臺下師生有的面露疑惑，不知道周赫煊說這些干嘛；有的則神色憤慨，顯然是經(jīng)常關心時事。

    “日本人，已經(jīng)把東北視為他們的地盤，未來，還會把整個中國視為他們的地盤！”

    “老師們，同學們，日本侵略中國已經(jīng)迫在眉睫了，一旦兩國開戰(zhàn)，中國究竟有幾分勝算？四川是中國的大后方，也是國人堅守的最后堡壘。我希望，諸位能夠學有所成，努力把四川建設得更加富強，把這座堡壘建造得更加堅固！”

    周赫煊的演講還在繼續(xù)，內(nèi)容無非還是那套，不斷地強調(diào)灌輸抗戰(zhàn)思想，強調(diào)日本必然侵華、中國必然勝利的觀點。

    他說的這些話顯然超前了，但再過幾個月，想必很多人都會明白。

    對于九一八事變，政府和軍閥或許反應遲鈍，但不代表所有國人都是這樣。歷史上，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全國各地包括海外華人都極為憤慨，繼而建立起各種各樣的抗日救國組織。

    比如盧作孚，就在九一八事變發(fā)生的三個月后，號召成立“重慶救國會”，發(fā)表救國通電，討論救亡對策，宣傳鼓動抗日，組織開展募捐，支援前線抗戰(zhàn)。

    最積極的莫過于日本留學生，他們在“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之間，費心搜集關于日本的各種情報，將日本的社會、風俗、經(jīng)濟、教育、軍事、輿論、政治、歷史等相關消息，數(shù)年如一日的發(fā)送回國內(nèi)，讓國人更加清晰的了解日本。

    還有許多日本留學生毅然回國，他們放棄了大城市的好工作，自發(fā)深入各地農(nóng)村鄉(xiāng)鎮(zhèn)，向那些無知蒙昧的底層百姓，宣傳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宣傳日本人的殘暴。此舉給后來的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建立，提供了極大便利，也使得許多群眾對日本人有了根本了解。

    抗日，早在九一八事變后就開始了，不止是東北抗聯(lián)在奮戰(zhàn)，不止是十九路軍在奮戰(zhàn)，更有無數(shù)不知名的仁人志士為此奔走努力。

    又比如歐美留學生，他們也自發(fā)聯(lián)絡，利用在各國教育機構的便利，揭露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并在世界青年大會上組建反法西斯同盟，呼吁各國政府和國聯(lián)支持中國的抗戰(zhàn)事業(yè)。

    這些人，都是無名英雄。

    周赫煊現(xiàn)在有很大的名聲，他完全可以利用這些名氣，不停地宣傳呼吁抗日思想。這種舉動看似在做無用功，但卻蘊含著巨大力量，甚至往往比槍炮還有用。

    信念！

    精神！

    這是一個偉大民族必須有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