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進入具體安排階段。周明主持會議：“既然方向已定，我提幾點具體意見。第一，李宇軒送入功德林后，單獨安排一個院落，不與其他人員同住。生活待遇適當從優，允許閱讀書報，家屬可以探視。”

“第二，醫療方面要確保。他今年五十九歲，身體狀況聽說欠佳。功德林的醫生需定期檢查，所需藥品可按特殊渠道申報。”

“第四，”周明看向陳義，“華東局這邊安排幾位可靠同志，定期以探視名義了解情況，確保安全。陳更同志目前在滬，他與李先生有師生之誼，溝通起來方便些。”

陳義頷首：“我盡快安排。”

“第五，”周明最后強調，“功德林管理處要明確，李宇軒屬于特殊對象。既要落實管理要求，也要給予應有尊重。遇到任何情況直接向中央請示，不得擅自處理。”

記錄員的筆尖在紙面上快速移動。這些指示將成為后續工作的具體依據。

散會后，人明示意周明留下。待眾人離去，人明走到窗前望著湖面沉默片刻。

“心里總有些不是滋味。”人明忽然開口，“他終究教過我。當年我母親病重時，他托人捎來二十塊銀元——那時他月薪也不過八十。”

周明靜立一旁，沒有接話。

人明轉過身來：“歷史走向常常令人感慨。若他當年選擇另一條路，境遇或許大不相同。”

“每個人都要為自已的選擇負責，”周明語氣平和，“他選擇了他的立場，這是事實。但我們并未因此全盤否定他過往的作為，這已是力所能及的公正。”

人明點頭，重新點燃一支煙：“交代下面同志，對待他……保持應有的禮遇。畢竟曾是師長。”

同一時刻，東南某地官邸內，幾人正在密談。除了那位被稱為“長官”的老人，還有情報部門負責人毛謙、長子蔣景國，以及剛從對岸輾轉而來的原第三戰區副參謀長。

“消息核實了？”老人問。

“已確認，”毛謙答道，“景公被安置在燕京功德林，單獨院落，待遇……據說尚可。”

老人輕哼一聲：“尚可？他們的管理所，能好到哪里去？不過是做表面文章。”

“父親，”蔣景國開口道，“是否考慮采取營救行動？”

室內一時寂靜。

毛謙先搖頭：“難度太大。功德林位于核心區域，我們的人深入都困難，更別說帶人離開。”

“但李叔掌握太多機密，”蔣景國壓低聲音，“戰區部署、人事脈絡，還有……與美方的接觸記錄。若他在那邊吐露實情，對我們相當不利。”

老人未立即回應，手指輕叩椅柄。良久才問：“以你們對宇軒的了解，他會說多少？”

那位原副參謀長謹慎答道：“長官，依卑職觀察，宇軒公不會主動交代。但他年事已高，身陷囹圄，若對方施加壓力……”

“他不會全說，”老人突然打斷，“我了解他。不會背棄根本，但也不會硬抗到底。會有選擇地交代一些，這是他的處世之道。”

他起身走到窗邊：“營救……真無可能？”

“或可嘗試聯絡。”毛謙稍作停頓，“若實在無法，是否考慮……”他未說完，但手勢已明。

老人驟然轉身，目光凌厲：“你說什么？”

毛謙立即垂首：“屬下是為大局考慮。景公所知甚多，萬一……”

“沒有萬一！”老人聲音陡然提高，“景行隨我四十余年！他父祖三代與我家淵源深厚！即便身陷彼處，也斷不會真正背棄！”

室內落針可聞。蔣景國與毛謙皆不敢再言。

許久，老人緩緩坐回椅中：“設法……傳遞消息。不必營救，只需帶話：告訴他，故人未曾相忘。保重身體，若有機會……我會設法。”

這個決定帶著濃厚的情感色彩，有違情報工作原則。但毛謙不敢反駁，只得應道：“遵命，我親自安排。”

“切記，”老人補充，“此事必須絕對保密。若有泄露，對方加強戒備，就真的……再無轉圜余地。”

三日后，金陵老虎橋監獄。美式吉普駛入院內，李宇軒被帶下車。他穿著整潔的灰布中山裝，鬢發梳理齊整，雖面容憔悴，脊背仍挺得筆直。

兩名公安干部迎上前，為首者三十余歲，戴眼鏡，態度客氣：“李先生，我是公安部一處副處長劉明。奉命接您前往燕京。”

李宇軒微微點頭。

劉明繼續說明：“行程約需三日，已安排軟臥包廂。抵達后您將入住功德林管理處。這是中央的統一安排，請您理解。”

“明白。”李宇軒聲音平靜，“何時出發？”

“現在。”

列車北上，李宇軒獨坐軟臥包廂。窗外華北平原的麥田漫延成金色海洋，六月陽光傾瀉在即將成熟的穗浪上。他望著這片土地，想起一九三七年乘火車撤離金陵的秋天，那時心中是烽火連天的悲愴，如今卻是塵埃落定的平靜。

至少，戰火已熄。至少，舊部多已安頓。至少，兒子在南方扎下了根。至少，這比原先預想的結局好太多。

三日后列車抵達燕京站。黑色轎車直接駛上月臺，接他穿過長安街，經過正陽門，最終停在德勝門外一座灰墻大院前。

門邊木牌上寫著：功德林管理處。

夏末的風掠過槐樹枝頭，蟬聲如潮水般涌起，又緩緩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