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高墻內，早春的寒氣仍透過斑駁的磚縫滲入。李宇軒手中拿著一份兩天前的《人民日報》。

報紙頭版醒目的標題寫著：“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兩國關系進入新紀元”。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些鉛字上，思緒卻飄向更遠的時空。1939年，他在柏林與蘇聯軍事顧問的短暫會面。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私下向他提及戰后國際格局的預想。如今，條約已簽，世界真的變了。

“景公，今天的報紙。”

劉廣志所長的聲音從門外傳來。

“劉所長，請進。”李宇軒放下報紙，整理了一下洗得發白的棉服。

門開了，劉廣志端著一杯熱茶進來，放在簡陋的木桌上：“今天又有幾位您的學生想見您，說是想請教些歷史問題。”

李宇軒微微頷首。

“今天下午吧。”他簡單回答，目光重新落回報紙，“這個條約，你怎么看？”

劉廣志遲疑了一下：“加強國防，獲得援助，對華夏的建設很重要。”

“是啊，很重要。”李宇軒輕嘆一聲，“1923年我訪問蘇聯，見過年輕的蘇聯代表。那時他們剛剛經歷革命不過5年，處境艱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他沒有繼續說下去。劉廣志知道這位老人話中有話，但也不便深問。在功德林，李宇軒享有特殊的待遇——不僅可以閱讀報紙，還能收到一些經過審查的書籍。他那句“李老學識淵博，可為我們鏡鑒”的指示，劉廣志始終牢記。

二月的燕京，寒風凜冽。中南海懷仁堂內，《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剛剛結束。粥回到辦公室，脫下外套，若有所思。

“王里，李主任那邊已經按照您的指示，送去了條約全文和相關資料。”秘書輕聲報告。

粥點點頭，走到窗前：“景行兄看了有什么反應？”

“據劉所長說，李宇軒仔細閱讀后，只說了一句‘棋局已定，落子無悔’。”

粥眼中閃過一絲復雜的情緒。“給劉所長打個電話，請他在適當時候問問景行兄，對條約第七條關于軍事援助的部分有何見解。”粥轉身吩咐，“要委婉，不要讓他覺得是試探。”

“是。”

與此同時，功德林內，李宇軒正與幾位來訪的學生交談。為首的是一位中年將領，黃埔六期生，如今已是解放軍某兵團參謀長。

“主任，中蘇條約簽訂后，國際形勢會有什么變化？”一位較年輕的將領問道。

李宇軒緩緩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你們可知道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

眾人面面相覷。

“那個條約，”他繼續說，“埋下了二十年后的戰爭。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么苛刻，而是因為它建立在不穩定的平衡上。”他頓了頓，“今天的條約不同。它是弱者與強者的聯合，是新政權爭取生存空間的必要之舉。但你們要記住，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室內一陣沉默。這些曾在戰場上與國民黨軍拼殺過的共和將領，此刻卻像當年在黃埔課堂上一樣，認真聆聽著這位“主任”的教誨。

“主任的意思是……”兵團參謀長試探地問。

“我的意思是，”李宇軒看向窗外光禿的樹枝，“要利用這段時間壯大自已。蘇聯的援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學會他們的技術，培養自已的人才。我在訪問蘇聯時，看到他們如何從一戰后的一片廢墟中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外援，是教育和技術。”李宇軒說著說著慢慢的想到了一些事。

“主任，您在想什么？”一位將領的問話打斷了他的思緒。

“沒什么，想起一些舊事。”李宇軒收回目光，“關于這個條約，我建議你們重點關注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轉移。這是蘇聯能夠給的最大幫助，也是華夏最需要的。”

來訪者們認真記錄著。離開時，那位兵團參謀長在門口轉身，深深鞠了一躬：“謝謝主任。”

門重新關上，李宇軒坐回椅子，拿起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幾個字：東北、重工業、五年計劃、自主。然后又將紙片慢慢撕碎，扔進火爐。

三月的華夏，兩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同時打響。

一場在會議室和辦公室中，陳云領導的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正推行著前所未有的全國財經統一工作。另一場在華東、中南的山林湖泊間，解放軍大規模剿匪行動全面展開。

功德林內，李宇軒通過報紙和來訪者的講述，密切關注著這兩場“戰役”。

“景公，今天陳云主任的報告公布了。”劉廣志將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度、現金管理全部統一到中央。”

李宇軒接過文件，仔細閱讀。作為曾經管理過國民黨第三戰區和第五軍系的人物，他深知財政統一對于政權的重要性，也清楚其中的艱難。

“國民黨輸掉大陸，財經混亂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輕聲說道，更像是在自言自語，“1935年法幣改革時，我曾向少東家建議建立獨立于地方勢力的中央銀行體系，可惜未被采納。”

劉廣志靜靜地聽著。

“陳云做得對，”李宇軒繼續說，“但關鍵在于執行。華夏這么大，地方勢力根深蒂固。財經統一不僅僅是政策，更是一場政治斗爭。”

劉廣志驚訝地看著他：“景公，您怎么知道……”

“還有剿匪，”李宇軒轉換話題，“報紙上說進展順利，但實際呢？”

“這個...”

“不方便說就算了。”李宇軒擺擺手，“但我提醒一點：剿匪不能只靠軍事。我在豫章‘圍剿’赤軍時——抱歉，當時你們叫赤軍——吃過這個虧。軍事清剿只能暫時壓制，要根除匪患，必須解決土地問題、就業問題，讓老百姓有活路。”

這番話讓劉廣志陷入了沉思。確實，一些剿匪前線反映，單純的軍事行動效果有限，許多土匪是被生計所迫的農民。

“我會將您的建議轉達給相關部門。”劉廣志鄭重地說。

當天下午，又有一批特殊的訪客到來——幾位準備前往西藏的解放軍高級干部。他們聽說功德林里關著一位熟悉邊疆事務的老將軍，特地前來請教。

“進軍西藏，籌備工作比軍事行動更重要。”李宇軒開門見山地說，“我在抗戰期間負責過西南邊疆防務，對西藏情況略有了解。關鍵不是打敗藏軍——他們戰斗力有限——而是如何贏得藏族同胞的支持。”

他詳細講述了西藏的地理、氣候、宗教和社會結構，特別強調了尊重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1931年，我曾代表國民政府與藏族土司談判，明白了一個道理：在邊疆地區，武力只能征服土地，文化才能征服人心。”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本泛黃的筆記本，“這是我當年的一些記錄，也許對你們有用。”

幾位干部如獲至寶，鄭重接過筆記本。

“主任，您為什么……”一位年輕的干部忍不住問，“為什么愿意幫助我們？”

李宇軒沉默片刻，緩緩說道：“因為華夏不能再分裂了。我在德國見過分裂的苦果，在美國見過強大的好處。華夏必須統一，必須強大。至于黨派之爭……”他頓了頓，“歷史自有評判。”